兽首衔璧玉佩。

　　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

　　俯瞰西汉南越王墓墓室。

　　最早的“舶来品”波斯银盒。

　　解码广州城市文化软实力

　　广州自古以来是中国海外交通贸易中心，这个格局是秦始皇与南越王开创、汉武帝时期形成的。唐代岭南节度使负责海外贸易管理，皇帝又派遣特使来广州拣选海外珍异，从政府层面加强海外交通贸易的管理，为宋代市舶条例打下基础。唐代岭南节度使、市舶使院和宋代市舶司都设在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广州。专家指出，虽然目前发掘的遗迹不能确指建筑基址，但治所与官署就在现北京路和财厅前一带是肯定的。

　　“作为广州市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6个重要史迹点之一，当年南越王墓墓中出土的多件海外珍贵器物，不仅是南越国与海外交往的历史见证，也是广州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一批舶来品。”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长吴凌云介绍，1983年，南越王墓出土了波斯银盒、原支非洲象牙、红海乳香、焊珠金花泡、玻璃珠饰等舶来品文物，这些都说明广州当时就是一个越洋贸易的重要港口，为历代广州外贸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批出土文物也是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物证。吴凌云对60多年来广州出土的包括西汉南越王墓在内相关文物作了梳理，强调它们印证广州是中国少有的两千多年连续不断的对外贸易大港。

　　吴凌云透露，广州“海丝”申遗项目有望在2018年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

　　古墓挖出最早舶来品

　　“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古波斯帝国时期的银盒，是迄今被考古专家公认的中国发现的最早‘舶来品’。”吴凌云介绍，这件备受世人注目的蒜瓣纹银盒高12.1厘米，口径13厘米，重572.6克，器壁光滑，大体完好。“银盒与我国古代金属铸器有明显区别，其造型和纹饰与汉代及以前中国容器的传统风格迥异，它是用锤揲法在金属器上打印出凸瓣纹。这在中东地区广为流行，而在古波斯帝国时期的金银器中却有不少与之相类似的器物，银盒因此被学术界认为来自波斯，经海路传至广州。”

　　出土饰物呈现海外工艺

　　伴随南越王墓出土的13件熏炉，还包括出土的21.22克乳香， 这是自古以来阿拉伯地区重要商贸物产。

　　“此外陪葬物还有西方色彩的玻璃珠子，有蜻蜓眼玻璃珠、扁圆形小珠串饰等4个玻璃样本。经测试分析，其中的蜻蜓眼玻璃珠应当是受海外珠子的影响，按西方玻璃珠的样式仿制的。

　　提起南越王身上着物会让人最先想到丝缕玉衣，而在南越王身上发现的珠襦饰物中，其中包括32枚精湛的焊珠金花泡。记者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见到，这些直径仅有1.1厘米的金花泡闪闪发亮，呈半球形，泡面用金丝焊接出圆形、心形、辫索形等多种立体图案，也有用4粒小金珠焊接成圆珠形图样。

　　吴凌云介绍，在20倍的显微镜下，可清楚地看到焊接点。这是目前中国境内考古发现见到最早的黄金焊珠工艺制品。据学者考证，这种焊珠工艺在西亚两河流域乌尔第一王朝时期（公元前4千年）就已出现，随后流行于古埃及、克里特和波斯等地，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以后流传到印度。有学者认为，零星散布在中国的焊珠工艺金珠，与中西方的海上航路有关，是很有道理的。

　　提筒详录当年海事图

　　“漂洋过海的最重要前提是海运工具和航海知识。而南越王墓出土了刻有四艘船纹的提筒，刻铸的船纹给我们提供了一幅装备完整的海事图画。”吴凌云介绍，这件提筒器身有4组纹带，近口沿处和近器足处的三组纹饰，均以勾连菱形纹为主，上下缀以弦纹、点纹和锯齿纹饰。器腹中部的一组是主纹，海船4艘，每船羽人5人，均饰长羽冠，船旁还饰以水鸟、海龟、海鱼。

　　值得注意的是，从图案中能够看到此时已经有了水密舱、舵和风帆。四艘船均有5个或6个船舱，船舱内满载战利品，有一舱内满是铜鼓。这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水密舱海船图。

　　吴凌云解释。中国在造船技术方面有许多堪称第一。在这四组船纹图还反映出海上作战凯旋的情形。

　　另外，在1975年，广州还发现了秦造船工厂遗址，证明两千多年前，广州已拥有相当规模的造船能力与先进的技术水平。